1933年初，日本攻占山海关、热河之后，又进一步向长城沿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战火一步步蔓延……又一次，长城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的铁蹄漫过了自己古老的身躯。中国军队进行了抵抗，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是燕山山脉的长城各关口以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这次作战被称为“长城抗战”。因南京国民政府态度消极，守军难抵日军凶猛攻势，他们唯一可依赖的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此役尽管以失败告终，但爱国官兵们长城抗战壮举是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的体现，是古老的长城精神再一次显现，也为此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和他们的英名……

张作霖之子张学良

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国的增援部队走过长城。

南天门中国守军
2月11日，宋子文等还与张学良至热河视察部队。宋子文先后在北平和承德发表演讲，说：“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与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

　　张学良成立两个集团军，自己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于学忠、商震、宋哲元分任1、2、3军团长；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由万福麟、汤玉麟、张作相分任4、5、6军团长。张作相、汤玉麟原是张作霖的老把兄弟。张作相是张学良的父辈，素有“浑厚”之名，他原担任吉林省边防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但他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又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他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有六七万人。汤玉麟又是热河省主席，在东北军中素以骄横跋扈著称，外号“汤二虎”。

　　张学良本来见汤玉麟难挡国防要塞，有撤换汤的意向，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与汤玉麟交情极深，深知汤为人蛮横，绝难接受命令，请张学良考虑，张学良未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事为汤玉麟所悉，大为愤懑，表示坚决反对，阴谋同伪满勾结。张作相得到消息，深恐因此造成东北集团分裂，即派亲信到承德向汤陈述利害，进行劝解，才使矛盾缓和。张学良怕汤玉麟再起疑心，用张作相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以安汤心，以利指挥。

　　2月17日，张学良、宋子文、杨杰等偕同随员卫兵分乘汽车卡车30余辆，浩浩荡荡向热河省会承德进发。张学良在承德，以他和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27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的名义，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

宋哲元29军大刀队夜袭喜峰口
　　榆关即山海关。1933年1月1日，日本中国驻屯军榆关守备队在关东军的增援下，开始向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要道，长城上的重要关口──山海关进攻。当日军突然向山海关开枪开炮，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时，遭到了当时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独立第9旅爱国将领何柱国旅长的断然拒绝和顽强的抵抗。日军动用飞机、军舰、重炮对山海关狂轰滥炸，至3日下午，
关内10余处中弹起火，浓烟蔽天，中国军队完全被罩于火网之下，辗转苦战，始得突围而出。而其后卫安德馨之一营，据残壕破垒与日步兵、战车、装甲车拼死格斗，乃全营覆没。１月３日山海关失陷，民众哗然。
占领榆关，只不过是日军进一步扩张的前奏。此后一个月间，日本军事外交当局接连发表声明，重弹热河省为所谓“满洲国的一部分”等老调，宣称关东军决定与“满洲军队合作”，“肃清”热河省内的中国驻军。1933年2月上旬，关东军制定了侵占热河的计划，并开始付诸实行。2月23日凌晨，日军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向热河省东部南岭的中国守军阵地发动 袭击，热河作战开始。日军第6师、第8师及混成第l4旅、第33旅在飞机的支援下，连同伪满军分兵三路向热河省进犯。北路由通辽攻开鲁，中路由义县攻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由于中国国民政府此时仍未下定抗战决心，战事一开始，日军的进攻接连得逞，24日占领开鲁，25日下朝阳，3月2日陷凌源。昏庸腐败的热河省主席兼第5军团长汤玉麟根本无心抗战，逃之夭夭。3月4日日军先头仅以128名骑兵兵不血刃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热河沦陷，举国震惊。

在塘沽举行的华北停战会议。中方代表自右到左为：徐燕谋、钱宗泽、熊斌和李择一
　　随着山海关和热河相继丢失，蒋介石又决定牺牲张学良，以平民愤。对于张学良来说，东北沦陷，丧国亡师的主要责任者虽然不在他，但他还是深感愧对三千万东北同胞，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他便在长城布防，准备进行保卫长城、保卫热河之战，并急向 南京求援。但南京对此反映冷淡。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剿共”，虽然碰得头破血流，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都成了红军的俘虏，但他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所以对什么保卫热河、什么长城抗战，是不感兴趣的。他认为，日军攻势正盛，锐不可挡，热河是守不住的。然而鉴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舆论方面的压力很大，对张学良的要求他不便拒绝，因为他如不作出一些抗日的姿态，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他的所谓支持，只不过是打发他的妻兄宋子文等人去趟北平，讲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开些空头支票而已。热河沦陷后全国舆论强烈批评政府抗战不力，这时，蒋介石才从江西“剿共”前线到保定，亲逼张下野

日军占领山海关、承德后，中国军队退守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战线长达1000多里，中国先后投入总兵力达35万多人。３月５日，日军开始分兵进犯长城各口，遭到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展开了长达80多天的激烈的阵地争夺战。随即日军各部即按命令向长城一线推进，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隘口成了通往华北平津的最后天然防线，震动中外的长城抗战开始了。

　　长城抗战首先在冷口打响。3月4日，承德弃守当天，日军混成第14旅的米山先遣队就占领了冷口。受命前往冷口接防的第 32军商震部急调其第139师于6日反攻，收复冷口，并乘胜追出口外15公里，拒敌于肖家营子、马道沟一线，冷口初战告捷。

　　3月 6日以后，日军调集两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的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向古北口以东长城各隘口轮番进攻。蒋介石为缓和舆论，急调13个军30多个师的兵力沿长城线布防。第29军受命防守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经几日苦战，遏止了日军攻势；11日夜，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乘大雪，亲率部队袭击敌后炮兵阵地，用大刀砍杀日军数百人，从此，第29军大刀队威名四扬。

　　3月9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追击溃退的万福麟部到达喜峰口。10日，刚刚赶到喜峰口接防的中国第29军张自忠师与进攻喜峰口西侧阵地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日军首次遇到劲敌，遂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疏于戒备之机，派出4个团偷袭日军成功，重创日军。这是日军发动热河作战以来的首次受挫，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火速调兵增援，并将作战重点转向罗文峪，企图从侧后攻击喜峰口以西的中国守军阵地。

　　3月16日拂晓，日军3000余人企图趁中国守军不备之机，夺取罗文峪之三岔口高地。第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负责扼守这一带要隘。刘汝明命1个团跑步绕出黄崖口，截击日军，将其击退。17至18日，日军对罗文峪、山渣峪等阵地连续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守军同日军展开肉搏战，“拔刀冲入敌阵，砍杀无算”，将快活林、三岔口、古山子、马道沟之敌完全肃清，罗文峪北5公里以内已无敌踪。由500壮士组成大刀队于夜间潜登日军阵地，砍毙大量日军，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仅生还20多人。喜峰口、罗文峪阻击战的胜利，振奋了全国人心，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7个昼夜，日军多次强攻，伤亡达3000多人，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喜峰口一役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各报刊登了这一惨败的消息，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最恼怒的当属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他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中将电报中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在进攻喜峰口的同时，3月11日，日军第8师及骑兵第3旅向长城古北口发动了强大攻势。防守古北口正面的东北军第112师未尽力抵抗即放弃了第一线阵地，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关口，并乘胜向守军第17军第25师关麟征部右翼龙门峪阵地包围。师长关麟征指挥第75旅主力将敌击退，并恢复了联系。但是，由于第25师是2月下旬匆匆由江南徐淮北调，集中甫毕，即仓卒应战。除迫击炮外，山野炮全无，仅以4个步兵团的兵力，独当优势精锐之敌，激战3昼夜伤亡极大。中国军队伤亡达4000多人，日军为此也付出了2000人伤亡的代价。日军也称此役为“激战中的激战”。不得不撤出古北口，于12日退守南天门，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

　　到3月底以后，长城抗战的形势开始逆转。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发布第491号命令，决定军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将主力集中冷口方向。在长城六大口中，冷口居于长城的凹部，它关系着滦河中下游中国军队各防地的安危。假若日军占据了冷口，既可以威胁滦东中国守军的侧翼，又将陷冷口以西各口中国守军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中国商震部黄光华师也与日军拼死血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关口阵地。日军占领长城各隘口的目地未能达到。3月27日，武藤信义下达向滦东地区进攻的命令后，占领义院口的日军混成第33旅团协同新增加的第6师团一部兵力，首先于4月1日向滦东发起进攻，先后攻占了石门寨和海阳镇。守军何柱国部退守秦皇岛。4月11日日军攻占冷口、建昌营和迁安后，滦河以西守军的侧背受到威胁。为避免腹背受敌，宋哲元第29军、商震第 32军、何柱国第57军和第53军之杨正治部，只得撤到滦河西岸，沿滦河布防。第6师团展开追击，先后攻占滦东的卢龙、抚宁、昌黎各县。滦河以东、长城以南全部被日军占领。

　　进犯冷口的日军是第6师主力，另有混成旅第14旅和第33旅各一部配合，总计兵力达3万人左右。中国冷口守军仅有第32军之第139师，与优势日军相比，兵力悬殊，且战线过长，分兵把口。4月9日，阵地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右岸，冷口及附近各关口全部失陷。由于冷口失陷，使喜峰口腹背受敌，第29军被迫放弃喜峰口，奉命向滦西撤退。4月21日，日军第8师又向南天门发动进攻，中国第17军所属3个师，轮番上阵抵抗，经8昼夜血战，守军始撤出阵地，南天门遂告失陷。
４月初，日军占领滦东后，再次向长城各口发起强攻。经月余浴血战斗，４月１１日，由于冷口守军伤亡过大，冷口弃守；冷口的失守，使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29日奉命撤退；从日军撤出滦东后，在古北口争取行动。４月20日深夜，日军开始猛攻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中国军队防线，守军黄杰第二师等轮番上阵抵御，与日军血战八昼夜，至26日夜，日军以伤亡５000人的代价迫使守军后撤６00米，守军也有３000多将士伤亡。古北口方向战斗尤为激烈，担任阻击任务的第17军3个师交替上阵，浴血奋战，坚守两个月，到5月中旬，终因伤亡过重，撤出战斗。

山海关
　　“榆关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进而侵占我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我国军队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打响的第一枪。
　榆关，明朝徐达建关时，就称山海关，是以往对山海关的别称。山海关位于燕山山脉及万里长城的东端，枕山襟海，地势险要，扼辽、冀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及英、美等11个国家在天津至山海关间的各要点上均驻有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秦皇岛驻有日军守备队200余人，山海关以东至锦州间，沿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关东军第8师团的第4旅团和骑兵第3旅团一部及炮兵第8联队，另外配属有关东飞行队的第1中队、铁甲列车3列和坦克10余辆，兵力共约4000人。

　　1932年11～12月，日本关东军就积极调动兵力，在皇姑屯至山海关的各车站分驻重兵，并派第8师团开抵锦州。同时，旅顺日本津田第2舰队，又派驱逐舰10余艘分驻山海关、秦皇岛的海域。到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已集结完毕，只待可乘之机了。

　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为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任命独立步兵第9旅旅长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统领该旅及独立步兵第12旅、骑兵第3旅和工兵、山炮兵各1个营，分驻于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部署于山海关的部队为第9旅第626团的2个营。辖区包括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和都山（今青龙）区域。辖区内除何柱国第9旅外，还有独立步兵第20旅、骑兵第3旅和炮兵第7旅的1个营，工兵第7营也由何柱国指挥。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滦河，北至长城各口，南到沿海的防区。

　　正当敌我双方积极部署，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际，日本突然发动了炮击山海关的事件，遂成为“榆关事变”的序幕。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8师团1列铁甲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38发。炮声隆隆全城惊骇。9日早晨6点，日机两架在关内低空盘旋，铁甲车仍停在车站示威。日本海军母舰1艘、驱逐舰2艘开抵秦皇岛。晚7时许，3000名日军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

　　10日晨，日军仍在山海关北面东罗城外的威远城一线构筑工事。炮击事件发生后，日方反诬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又说城内藏匿义勇军。恶人先告状，日本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竟提出3项无理要求：

　　1.事出误会，由中国军事当局用书面向日军道歉；

　　2.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

　　3.驻榆关之日本守备队行动，当地中国军队予以保护。

　　日军炮击山海关暂告平息后，山海关驻军将领何柱国赶往北平汇报，中国军队也作好部署：商震的第32军开往滦河（后转冷口），第29军宋哲元部开赴喜峰口，王以哲军开赴古北口，万福麟军推进到界岭口以北地区。何柱国（已任第57军军长）部则把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之线。第9旅所属第627团驻山海关城西5公里的红瓦店、七星寨一带，625团驻城西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一带。驻山海关城和北翼城的守军只有626团1个团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西南水门、南门、东南角楼等阵地。

　　何柱国

　　何柱国1898年出生于广西容县，幼年丧父，依靠伯母抚养长大。自小何柱国在广东陆军小学堂上学，1914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不久，就被选送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12期骑兵科学习。

　　虽为东北军的重要将领，其最高职务曾达国民党陆军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但他却并非东北籍军人。他是凭着高超的军人素养和智勇的作战指挥，取得张学良的信任和广大官兵的拥戴的。

　　1919年5月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先后在驻华北部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服务，但后来，他却坚决奔向了东北军，以至西北军冯玉祥部给他以更高的职务和官衔，他也不为所动。要问他为什么?原来他投东北军有三个明确的目的：第一，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的是骑兵，认为到满蒙大地正好施展自己的所长(他最后终于担任了国民党陆军部队的第一个骑兵军军长)；第二，他脑子里的假想敌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了国防抗日第一线；第三，为了自己能有带兵的机会，好亲自指挥部队作战。当时一般军阀都喜欢叫行武出身的人带兵，对学生出身的人，只能作参谋教官之类的角色。独在东北军，有很多学生出身的人却直接带了兵。这一点也深深吸引了何柱国。在以后的直奉战争和中原大战中，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体现，使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颇为赞赏。

　　日本侵略军从绥中调来步兵3000余名，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军舰2艘。日军完成进攻部署后，终于在1933年1月1日发动了侵榆战争。

1月1日下午2点，日本驻榆关守备队队长落合，通知留榆日侨在5小时内全部撤入南海日本兵营“避难”。晚10点40分，南关车站附近忽有爆炸声数响，继而南海日本兵营向城内发射重炮弹5发。11点50分，日军向车站及南关一带展开鸣枪示威，并指挥伪满便衣队企图进占山海关城，当即被中国哨兵击退。12点，日军向我守军提出4个条件：
1.南关归日军警戒；

　　2.南关中国驻军撤退城内；

　　3.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

　　4.撤退城墙上的中国军队。

　　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拒绝后，又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我驻榆旅部知大战之不可避免，守军626团团长石世安，受命积极作应战布置。

　　何柱国闻变后，星夜驰返榆关前线，到达秦皇岛时，前方炮火十分猛烈。何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并提出战斗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慷慨激昂的动员令，激励着全军将士的抗敌决心。

日本在山海关长城上唱日本国歌
　　2日凌晨5点，日本关东军第8师团的3列铁甲车，载步炮兵2000余名开到山海关车站。上午9点，日军守备队长儿玉率部70余人，一边在民房上架设机枪向我城上守军射击,一边率兵架木梯登城。当第一个日军爬上半腰时，被我守军一枪打死。儿玉手持战刀督战，我守军极力阻击敌人的进攻，向爬城日军投出手榴弹，儿玉和几个日本兵当场被炸死。上午10点， 3000余名日军，30余门火炮，8架敌机，20余辆坦克分多路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力攻击。中国军队将士奋勇还击。11点，日军炮兵和空军集中火力掩护步兵向南门冲击，企图攀城。我官兵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激战达4小时之久，敌人也攻城不下。日军向关城继续增加兵力，布成陆海空联合总攻的阵势。
　　1月3日上午8点，日机6架在山海关城投弹10余枚。10点，日军突用海陆重炮及空中投弹，向南门进攻，同时，停泊在南海的4艘舰船上的陆战队开始登陆，以大炮掩护进攻，并有飞机数十架低飞轰炸。正午，南门及东南城角被敌人占领，中国军队预备队向南门增援反攻，将敌军击退。双方拼争非常激烈，中国军队伤亡十分严重，626团1营3连连长关景泉、2连连长刘虞宸、4连连长王宏元相继殉国。当敌军战车从南门冲进时，我626团1营营长安德馨率领两个班奋勇反击，肉搏在大街小巷直至弹尽粮绝，终因敌众我寡，安营长也壮烈牺牲。此时，城东二里店、馒头山方面的敌军已迫近城下，东北城角和北、西门也相继失守。午后3点，团长石世安忍痛下令由西水门退守西关。撤退中，第5连连长谢振藩战死，残余部队退至石河西岸防线。日寇进攻山海关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战后实际调查，日军伤亡人数达500名以上。
　　安德馨
　　攻了一天多仍未攻进城的日军，没想到会遇到这样顽强的抵抗，他们的指挥官发疯了，命令所有的大炮齐轰东南城角，军舰上的陆战队员也投入了战斗。不久，城墙被掀开了几道大口子，敌人的4辆坦克在前面开路，步兵紧随其后向城里冲来。营长安德馨眼睛都红了，他带领几个士兵向口子上扑去，用炸药包和手榴弹把敌人炸了回去。但中国军队没有打坦克的武器，少顷，敌人第二次又冲上了口子，安营长带两个班再次扑了上去。他高喊着：“我安某在，阵地在，日本兵要过去，除非从我的尸首上压过!”士兵们深受感动，振起精神浴血奋战。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捅，刺刀弯了，就用枪托砸。敌人在南城楼上用机枪扫过来，周围战士一个个倒下，安营长目眦胆裂，他大吼一声，向敌人扑去。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射中了他。他墙一样的身躯倒在了地上，大瞪着眼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中国军队坚守城池的626团阵亡官兵400余人，负伤300余人，驻军眷属遭日军杀害的有10多人。劫后的山海关城，真是惨不忍睹，城内外大火燃烧3昼夜，到处残墙焦土，死尸狼藉。1月7日，临榆电称：“榆关之役，敌炮火剧烈，并放燃烧弹，以致城内外商号毁于炮火者500户以上，伤亡达3000余人。”
　　榆关失陷后，日军入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就连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日军借口清扫战场，挨户搜查，青年学生尤遭日军仇视，死于非命者数以千计，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在北宁铁路，有3名中国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强行在他们背上插上“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后，将3人杀害。
　　此役中，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军官是营长安德馨。安德馨，河北保定人，回族。家住保定市内回民聚居的穿行楼南头条胡同路西。他牺牲后，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控制下，人们自发、隆重地组织起对这位英勇抗敌的爱国军人的悼念活动，来寄托抗战的决心，抒发对日寇的仇恨。
　　山海关的回民群众，避过日寇的监视，偷偷抱回他的遗体，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
　　他奋勇杀敌的事迹在他的家乡传开后，大家一致决定把他的灵柩运回保定安葬。当时山海关为敌占领，群众费尽周折，把他的遗体经北平运回保定，途中，北平各界为安营长举行了隆重的吊祭仪式，保定各界按照回汉两族的习俗，在他的故居院内搭了灵棚，全城群众纷纷前来祭奠。送来纸人纸马纸花，排在灵前。
　　出殡那天盛况空前，最前边是雄壮的军乐队，接着是手持各种祭物的仪仗队和诵经念佛的僧道人员；之后是由各界头面人物组成的送葬队伍。安德馨的灵柩被人们用最高的礼仪——64抬杠抬着，缓缓地行进在中间；后面自愿赶来送葬的人群达三里多长，足有五六千人。
　　殡仪队伍由南向习北再转向东大街、西大街，穿越鼓楼至南大街，然后出南门安葬，送行人员一路高呼：“烈士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安营长报仇!”
　　安德馨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染了家乡人民，不少热血青年爱国志士踏着他的足迹，先后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全国各地也都为山海关死难烈士举行了公祭。2月12日，上海回民群众在举行悼念山海关阵亡将土和安营长的会上，决议捐购“安德馨号”飞机两架，用于抗击日寇。
　山海关的失陷，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震动，各团体各组织和报刊发表评论，责蒋、骂张、赞何，就是指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骂张学良忘了东北父老，赞何柱国部拼得有骨气。

29军重机枪
　　喜峰口，古称卢龙塞，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要隘。东汉末年，曹操征乌桓就是从这里打出去的，形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为华北之屏障，为冀、热之咽喉。这里山屏耸秀，层峦叠峰，险山深谷，绝壁危崖，构成天然之险。喜峰口之西为潘家口，临滦河扼长城，东为铁门关、董家口。
　　担负防守喜峰口的为国民党第29军。29军在长城的防务部署是从冷口往西直至马兰峪，全线300余里，包括了这一段的所有重要口隘，如喜峰口、罗文峪等。宋哲元虽为第3军团总指挥，但所辖只有一个29军。此时29军已扩编为3个师，序列是：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秦德纯、参谋长 张维藩、总参议 萧振赢
　　第37师 师长 冯治安
　　第109旅 旅长 赵登禹
　　第110旅 旅长 王治邦
　　第38师 师长 张自忠
　　第112旅 旅长 黄维纲
　　第113旅 旅长 佟泽光
　　暂编第2师 师长 刘汝明
　　第1旅 旅长 李金田
　　该军扩编后兵力有所增加，但武器装备仍极为低劣。29军系冯玉祥旧部，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大战中原，冯阎兵退，冯旧部退到山西阎锡山的地盘，冯玉祥宣布下野，后由张学良收编改番号为29军，军长宋哲元。少帅给了29军50万元大洋以后，29军的军饷、武器皆由自筹。29军开赴长城一线前，兵力约为22000多人。军队的待遇条件都比较差，军饷不足，因此29军的装备极劣，大都是汉阳造，老毛瑟枪，根本说不上有多少重武器。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型号不一，弹药也不足。轻机枪，每连才能配备两挺，许多步枪的枪头没有刺刀。
　　虽然29军的装备和待遇条件低劣，但是，这支部队有一批杰出的领兵将帅，把这样一支残破的军队训练成军纪严、战斗力强的勇敢部队，全军士气旺盛。西北军素有尚武之风，29军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并多制造一些手榴弹，以资弥补装备之不足。抡大刀，耍长矛，又拴上红缨，每个士兵背在背后倒也英武精神。当时29军客居晋东南一带，此地出产镔铁。传说关云长83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就是镔铁大刀。现在冶金学没有镔铁品种，大概类似锋钢的一种。29军的大刀都是镔铁打成的，士兵们成了关公的“校刀手”，而就是这批“校刀手”，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喜峰口大捷。为此作曲家麦新写了《大刀进行曲》，流传至今。宋哲元
　　(1885～1940)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兼29军军长。1930年随冯玉祥参加讨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任29军军长。1932年8月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为喜峰口方面主力军。侵略成性的日寇又出兵侵占我山海关，随即在空军配合下长驱直入我长城一线，宋哲元得令后立刻率领军队，奋勇投入到抗击日寇的长城战役。从３月９日到４月１３日，29军将士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于是一场时称“喜峰口血战大捷”的战绩轰动了全国。
　　其实，29军军长宋哲元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奉张学良之令接受长城防御任务的。热河失守后，溃兵纷纷退到长城各关口。张学良震怒，在北平顺承王府召开军事会议，分配作战任务，宋子文等中央大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学良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铅笔，勾画防线，当他画至冷口、喜峰口一线时，他抬头向宋哲元说：“明轩（宋哲元字），你把守这一线。”宋哲元却说：“我的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当不了这一线任务。”
　　宋哲元的话确是真情，兵力单薄装备也差一点儿不假，但这话中还有别的意思。蒋、冯、阎中原大战，除了因为蒋介石以重金收买冯、阎将领等原因以外，主要还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宣布支持蒋介石并将奉军调进关内，所以前嫌难消。那时冯玉祥残部退到晋东南以后，突然由张学良出面收编给29军的番号，但没有给地盘，没有地盘就是没有生计。山西人会理财，肥水岂能流到外人田。那时山西人是只进财不出财的。连同蒲线都是窄轨铁路，不同外面接轨，就是怕外面人进来。宋哲元在山西占着地盘养兵，阎锡山就会经常做噩梦，难免挤对宋哲元，宋哲元受了多少窝囊气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宋哲元带着29军离开山西的时候，都是夜行军，为什么？因为他们穿得形如乞丐，装备貌似土匪，怕吓着老百姓。
　　中原大战对宋哲元是一次大的教训，内战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给老百姓带来痛苦，所以在29军建军之初，宋哲元就提出养兵是为了保卫国家，枪口不对内的口号。当时冯玉祥也住在山西。蒋介石对29军总是怀有戒心，几次想调29军南下“剿共”，均未实现。宋哲元一再向张学良表示誓雪国耻的决心。大概挚诚所至，感动了张学良。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东三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已是前线。热河是汤玉麟把守，察哈尔防守薄弱。张学良极力推荐宋哲元。1932年8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省北接蒙古，东邻热河，仅有16个县，是个地广人稀，偏僻闭塞的苦寒地区。不管怎样，29军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29军主力驻山西阳泉、平定、昔阳一带，一部由宋哲元带赴张家口。从1932年9月进驻察哈尔，到1933年1月10日调往北平以东，不到半年的时间。平东长城一线吃紧，可是察北沿线虽然日军没有重大行动，但须注意防守。把29军由察哈尔调到平东长城沿线，不能不让人怀疑有夺走29军地盘，借日本人之手消灭29军的意图。所以宋哲元才对张学良有以上的表示。张学良百般慰抚，宋哲元只得服从。
　　3月4日承德失陷后，29军奉命赴冷口策应万福麟部作战。不料，29军正行进中，万福麟部已败退至喜峰口附近。鉴于敌情变化，华北当局改变计划，令29军迅速赶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部接替。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109旅先头出发，其余各部跟进。
　　何基沣笑傲沙场
　　何基沣
　　河北藁城县人，出生于1898年10月，他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和北平陆军大学。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作战勇敢、机智多谋，深受军队官长的赏识，也很受战士们的爱戴，所以提升很快，以后成为著名抗日将领赵登禹将军的得力助手。喜峰口战役后，何基沣将军因战功卓著从副旅长提升为旅长。1939年1月，何基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77军任副军长时，曾多次支持帮助党的抗日救国活动。1948年，率部起义。1980年，病逝于北京。
　　1933年3月6日，29军中战斗力甚强的109旅，由副旅长何基沣率领两营骑兵从冷口转赴喜峰口。何基沣将军临行前慷慨陈词，动员战士们英勇奋战，他说：“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随即日夜兼程140里奔赴喜峰口要隘。
　　何基沣将军急速赶到喜峰口前沿地带，与29军的其他将领一起视察阵地、部署防务。他们决定把先头部队的一个团放在口外约20里的孟子岭，以确保喜峰口的安全。预定当晚（即3月6日晚）部分队伍到达时，立即接防，让万福麟部尽快地撤入口内休整。何基沣等刚从视察地下山，就听到轰隆隆的炮声，用望远镜一看，只见孟子岭上的万福麟部正从山上溃退下来。傍晚，日寇已经迅速占领了口上的高地，居高临下地控制了口门。
　　进攻喜峰口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和第8师团第四旅团及伪满军一部，共3万余人。3月9日上午，其先头部队第109旅展开后，迅速占领喜峰口及其左右的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各要点，并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势极其严峻。
　　此时第29军主力已进抵遵化城。为争取主动、消灭入侵之敌，宋哲元决定进行夜袭。其行动计划为：一、第109旅赵登禹旅长率特务营及所属第217团(团长王长海)、第224团(团长董升堂)和第218团(团长童瑾荣)的1个营与第 220团（团长戴守义）的手枪队出潘家口，绕攻敌右侧背。
　　二、第113旅佟泽光旅长，率226团（团长李九思）和第218团一部，出铁门关，绕攻敌左侧背。
　　三、第110旅王治邦率第219团(团长刘景山)、第218团(加强第220团第3营)与各特种兵共守本阵地，并相机出击，以为牵制。
　　日军开始进攻，重炮轰击喜峰口阵地。中国士兵没有隐蔽阵地，坡面全是硬石，连挖个单人掩体都很困难，只有卧在地上干等炮轰。一天下来，光是牺牲在敌人炮火之下的就有一个团的兵力。
　　炮轰过后，日军沿缓坡缓缓而上，中国士兵因山地作战，携枪不便，很多士兵，丢掉了毛瑟枪，多带些手榴弹，手提着大刀，当敌步兵冲到阵地前百余米，抛一阵手榴弹之后，趁硝烟未散冲出阵地，挥舞大刀和敌兵胶着混战，使敌飞机大炮无法使用。此时，长城边上杀声震天，来回拉锯，几处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敌兵退下之后，又用重炮飞机轰击。
　　3月9日下午37师副师长刘自珍等人到达喜峰口前沿阵地视察地形，准备在天黑之前接防。部队进入阵地，万福麟部撤至口内休整。此时口里口外驻有万部一个旅的兵力。下午4时左右，刘副师长刚刚下山，前方炮声大作，从望远镜里看到万部纷纷从前方退下。旋接报告，敌人步骑炮联合部队跟踪南下，万部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喜峰口，半小时内手斩日寇12人的大刀队上士王元龙与来访的北平人民自卫会会员李大钧合影
　　赵登禹
（1898～1937）民国抗日将领。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33年长城抗战中，身为29军 37师109旅旅长的赵登禹奉命坚守喜峰口，由于火炮很少，白天受到日军轰炸，而不能将其压住，赵登禹根据敌情，及时组织部队利用夜色的掩护，夜袭日军阵地，用大刀片砍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还砍出了一曲风靡全国的《大刀进行曲》。使得日军不得不放弃占领喜峰口的企图，这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赵登禹也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1937年7月28日，在守卫北平南苑的战斗中，不幸与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先后殉国，终年39岁。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傍晚，未经战斗敌人占领了口上高地，居高临下控制口门，这时，37师特务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敌人炮火猛烈，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中弹阵亡。随即王长海团到达。天已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冲杀，一片混战。夜间，赵登禹旅在赵旅长的率领下，跑步赶到，由喜峰口的两侧夺取高地，才把敌人压下去。赵登禹部占领了长城的山棱线上，敌人退到北坡之下，战事略略平静。
　　血战两日，29军损失兵力两个团。赵登禹旅长在前线召开团长会议，说：“现在我们仅仅与强敌对战两日夜，已损失两个团的精华，我全军共有10个团，照此下去，只能与敌对战10日。我决心绕攻喜峰口敌人后方，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且说赵登禹把自己的想法上报给师长冯治安、军长宋哲元。师长、军长都支持他的想法。此时，已经是3月11日了。赵登禹把阵地交给他部，把火炮、重机枪、驮马、乘马一概留下。士兵轻装准备沿山腰小路，兵出潘家口。
　　是夜，皓月如镜，风清夜静，塞上初春寒意逼人。昨日落的雪已经在地面上结了冰，山嶷之上白雪皑皑。
　　赵登禹在白天的战斗中腿部受了轻伤，这次夜袭他仍要求带队。兵分两路，赵旅长带一队走山口外弧，董升堂团长带一队人走山口内弧，两队轻兵在当地百姓的引导下，沿着樵夫打柴的羊肠盘道，斩荆断棘出了潘家口。
　　出潘家口约行数里，便是日军骑兵宿营地。满街的敌兵正在鼾睡，董升堂团长带兵冲入，手榴弹轰轰隆隆在敌宿营地爆炸。接着士兵挥舞大刀冲入，如砍瓜切菜，杀得敌人措手不及。
　　赵登禹部也已经得手，冲进敌人特种兵宿营地。日军有条军规：凡在战场宿营一律不准脱衣。因长期以来日军从未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纪律松弛，此时都脱下大衣蒙头而睡，赵登禹率部冲到眼前，他们未及清醒已经身首异处。腿脚快的，慌忙逃走。敌阵地一片狼藉。中国军队夺获大炮数门、坦克车数辆、辎重粮秣堆积如山。
　　此时天已破晓，驻老婆山的敌人看见火光听到杀声，知道有变，驰来应援。两军又相混战。我佟泽光部援军又到，将敌人击退。赵登禹旅长见战利品无法带回，决定炸毁大炮坦克，烧辎重粮秣，原路退回关内。
　　此役，毙敌甚众，击死敌大佐级指挥官1名。中国军队也伤亡很重，官长阵亡者计团副胡重鲁、营长苏东元，连长2人。受伤者团副1人，营长2人。
　　37师在冯治安师长的带领下，陆续到了离喜峰口30里的三屯营。
　　赵登禹旅长站到长城之上，向前后望去。后面是刚刚厮杀过的战场，尸横有百余具。向前望去，是缓缓的山坡，敌人陈兵山脚之下，火力射程之外。再看手下的士兵，挂花的在吭吭地裹伤，没有负伤的经过整夜的混战拼杀也已很疲劳。
　　虽然士气旺盛，也再经不起凌晨以后必然发生的恶战。
　　事实证明赵旅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刚才进攻的只是敌先头部队，约400余人。其向喜峰口进犯的主力部队还在后面。当29军37师的特务营赶到喜峰口时，天色已昏黑，该营战士只能迎着猛烈炮火，伏在洼地上进行仰攻，战斗很艰难，营长在率部夺取高地时中弹阵亡，战士前仆后继。显然，要夺回高地不能硬拼，要靠巧攻。特务营的战士运用包抄战术，从喜峰口的两侧向日军展开猛攻，经过山上、山下几场激战，终于夺回了高地，暂时压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稳定了口上的战局。何基沣将军及时向驻三屯营的师部报告战局。师部要求把前沿指挥所设在滦阳城，在喜峰口南约20里处。军长宋哲元从蓟县来电话询问前方战况，指示：“一定要坚守喜峰口”，并下令派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前去增援，任命赵登禹为前线指挥。
　　赵登禹将军是山东菏泽杜庄乡赵家楼村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只念过两年私塾就被迫辍学。他少年时期曾与兄长一起拜师习武，学得一身武艺。刀枪拳棒样样精通。为了寻求出路，1914年，从家乡步行到古城潼关，在那里投奔冯玉祥的第16混合旅当一名士兵。所在连的连长是著名抗日将领佟麟阁将军。佟带兵有方，赵登禹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战士中他表现很突出，耍刀、舞拳技艺超群，受到冯玉祥的器重，将他调到身边当贴身护卫。有一次在湖南常德练兵时，遇到了一只老虎出山，武艺高强的赵登禹勇敢地同其他战士一起打死这只老虎，并在老虎即将断气时骑在老虎背上照了一张像，冯玉祥在赵登禹这张英姿勃勃的照片上签了名，还题了字：“民国七年的打虎英雄。”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多年，不止一次地表现了自己的勇敢和非凡的才能。1921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赵登禹曾赤手空拳生擒冯玉祥一个叫郭坚的仇敌，此人在当地是地方武装的首领，在武艺上是颇有名气的。另一次是在甘肃，对付兰州地区的一个著名拳师。这人在甘肃一带为非作歹，大伙儿称他为土皇帝李长清。在一次宴会上，赵登禹装扮成传令兵悄悄溜入宴席上，寻得有利时机，猛地一脚将李踢倒，使冯玉祥部下赢得时间，全副武装的手枪队冲入了宴会厅，将李部全部军官缴了械。
　　赵登禹于3月9日晚赶到前线，立即来到阵地查看形势、分析敌情，命令217团扼守正面阵地，让218团的一个营从左侧出击，派另一营出击右侧并向日军的后方迂回突袭。
　　9日午后，赵登禹率109旅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展开激烈遭遇战。经过两天连朝接夕的交战，中国军队虽然顶住了日军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处境仍然被动。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同冯治安、赵登禹商议，决定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夜袭。
　　10日的凌晨1点钟左右，天色朦胧，29军战士身背亮闪闪的大刀，悄悄地摸到日军的营地内。酣睡未醒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睡梦中竟会大刀横脖，把他们送上了西天。日军自从侵占我东北以来，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所以骄纵万分，夜间睡觉都脱掉衣服，卸下装备，放松戒备，这次突袭使他们乱作一团，不及举枪只得抱头鼠窜。经过数小时的战斗，砍杀日军数以百计，夺回机枪十余挺，烧毁日军接济车十余辆。带着胜利的喜悦，夜袭队的战士们返回了自己的营地。